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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十年前的两场高考

  说来有意思,四十年前恢复高考,那一年,我同时参加了两次考试,先后出现在两次高考的考场上。这样的情景,恐怕并不多见。 

  中断了十二年的高考恢复了,不仅是国家大事,对于我们这一代而言,同样是大事。 

  那一年,我在北京郊区一所中学当老师,教高三毕业班的语文。一天,我到学校传达室接电话,不经意间看见电话机旁边有一张当日《北京日报》。报纸下方登载着中央戏剧学院招生启事。 

  1966年春天,我曾报考过中央戏剧学院,初试、复试过后,接到中央戏剧学院录取通知书就要入学之时,我却落在北大荒,失之交臂。我决心再次报考中央戏剧学院。但招生规定,凡在校教师只能报考师范院校。这无疑给我当头一棒。但我还是执意报名并着手备考,机不可失。我向学校一再申明前情,不管学校同不同意,我决心已定,先考再说。 

  中央戏剧学院的考试,是在春末,分为上下两场,一场是戏剧文学常识,一场是写作。考场在离戏剧学院不远的一个大厅里。那里四周没有窗户,只有大门透射进来少许阳光。光线完全靠灯光,大白天的,一片刺眼。坐在里面,虽穿着厚厚的衣服,依然感到阴凉得有些瘆人,但隔音效果极好,街上车水马龙的喧嚣,立刻被过滤得一干二净。 

  记得写作考试的题目是《重逢》。 

  恰巧,热爱文学的我,曾写过一篇小说《遗忘荒原的红苹果》。写的是一位来自柬埔寨的女华侨,中学没毕业,随知青大潮来到北大荒,受到不公正待遇,不得不离开北大荒,到国外找她的父亲。后来,她又回国来找她在北大荒的恋人。有这样的创作基础,我答得很顺利,几乎一气呵成,早早交卷。 

  由于教育局有规定,我担心戏剧学院的考试成绩再好,学校也不让我入学。我也同时报考了普通大学,第一志愿填写的是北京师范大学。这便是我同一年参加的第二次高考考试。考场设在木樨园中学,那离我教书的中学不远。我的中学同学、作家萧乾的儿子萧铁柱,和我一样插队返城后在那里当老师,我还曾找过他。对于这个考场,我比较熟悉,比起前一个考场,心情放松很多。 

  这次考试是在夏天。第一天考试,我早上到木樨园中学,以为去的很早。到那里一看,校门外,操场上,树荫里,树荫外,密密麻麻站的都是人。毕竟,高考中断了十二年,十二年积压下来,当然不少。就像煤层的层叠、树木年轮的增加,这么多人都在此一搏。 

  考场上,我遇见很多熟人,其中包括萧铁柱这样和我一样66届高中毕业生。我们都知道,这样的机会,不可能像是夏日树上开的花朵一样,开完一朵接着还会有下一朵等着我们。 

  我还遇到我教的学生。这并不让我感到惊奇,只是让我感慨。仿佛时光定格了十二年,让年龄相差了整整一轮的人,重叠在一起,让花季春花与迟桂残菊一并绽放,在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考场上。 

  我考得不错,第一天考完我最担心的数学,我就自信满满。有十二年没有摸过数学书了,前一段时间主要对付戏剧学院的考试,留给数学的时间有限。我从学校的数学教研组借来从初一到高三的十二本数学书,仅仅用了一上午时间,就把初中三年的六本数学书看完,但高中尤其是高三解析几何的复习,对于我艰难而且时间逼仄。最后一道解析几何题,我没有答出来,被扣除了二十五分,其余题目,我一点儿没有出错。 

  成绩出来了,迟了十二年的大学之门,终于可以向我敞开了。 

  我已经弄不清最后是区教育局还是学校网开一面,反正后来当中央戏剧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到来时,学校同意我去报到,并且让我带着工资入学。那时,我所在中学的老校长是西南联大毕业的一位教育家,他只是要求我报到之前和年轻老师座谈,谈谈我的学习体会。座谈会之后,他夸奖了我,说我讲得不错,嘱咐我进了大学,要好好珍惜这难得的时光。我至今还记得,他握着我的手望着我的那慈爱目光。